寫作仍具政治性?中文作家與葡語系的作家們討論為什么作家可能比政客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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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寫作仍具政治性?中文作家與葡語系的作家們討論為什么作家可能比政客更加重要

 

澳門首屆文學節《雋文不朽》進入第三日,來自葡萄牙、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的四位作家就寫作在當今世界是否仍是政治工具進行了辯論。
葡萄牙獲獎記者、暢銷作家José Rodrigues dos Santos堅信,「在某種意義上,一切藝術都具政治性,但是,所有的藝術都需要有意義。」

Santos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記者,報道過從伊拉克到利比亞等許多戰區的新聞,其中一部作品是關于伊斯蘭主義和極端主義的《上帝的憤怒》。他認為,「寫一本小說的感覺更真實,」因為他可以不受新聞體裁的限制。「在小說中可以說實話,它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寫作是自由的,你必須寫政治上不正確的東西才能向前推進。

中國內地作家齊天大同意這一點,并且強調,作家「可以非常政治化,但作家不是政客。」他的觀點其實更加深入,他認為作家比政客更重要,因為作家的話經得起時代的考驗。「如果沒有圣經,哪會有上帝?哪會有孔子?

從這個意義上說,澳門的作家、藝術家江連浩(António Conceição Junior),「文字是神圣的,當我們通過文字獲得他人的知識時,我們也在重溫作者的經驗,并從中受益。」這就是他把人類視作政治動物的原因,他認為人類必須具政治性。「我無法為了藝術而理解藝術。藝術總是服務某些目的的。作家也有類似的一項日程表 – 這讓他有寫作和溝通的沖動。」他的代表作有《茶和咖啡的對話》(Conversas do Chá e do Café)。

此話題的最后一個辯論者是87歲的Marvin Farkas。Marvin是一名美國人,自1954年以來一直住在香港。他原本是百老匯的一名演員,來香港之后做了電影制片人,后來又做了一名地區和戰爭記者,共花了12年時間報道越南戰爭。他在介紹他的回憶錄《An Eastern Saga》時說,「我77歲時開始寫作,因此可以自由地寫出自己的觀點。」

周二下午的小組辯論專題是「翻譯:局限性與可能性」。葡萄牙詩人埃烏熱尼奧·德·安德拉德詩歌的中文譯者、澳門學者姚京明表示,在做翻譯工作之前,「譯者必須先愛上這份工作。這是一個相愛的過程,然后才能翻譯。

著名作家蘇童,代表作有《米》、《我的帝王生涯》、《妻妾成群》。他的許多書都已經翻譯成不同的語言。他把譯者形容為「朋友」。「當我不懂一門外語時,我必須找譯者幫忙。因此,他是朋友,作家應該尊重他。」

葡萄牙最暢銷作家何塞•路易斯•佩紹圖(José Luís Peixoto)的書已經翻譯成不低于20各語言。他提醒說,翻譯有扭曲原意的風險。但這些變化也可以讓一些書籍受到青睞。他笑著說,「我讀了(巴西作家)Paulo Coelho的作品,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有人告訴我,他的書在法國相當暢銷。」

當問及澳門回歸之后的語言政策時,東方葡萄牙學會主席羅世賢(Rui Rocha)解釋說,盡管澳門的官方語言是中文和葡文,現實情況是:在澳門的中文學校,葡文不是必修課。在葡文學校,學習普通話也成問題。「這就是澳門目前的語言學習情況。」

第三天還專門放映了兩部紀錄片,介紹了世界各地的中國僑民的困境。其中一部是:莫桑比克記者、制片人雅拉•科斯塔•佩雷拉(Yara Costa Pereira)的「他們為什麼來這里?中國人在非洲的故事」。這部電影在莫桑比克、萊索托和加納拍攝,展示了中國僑民與非洲當地居民之間的緊張關系。
第二部是制片人范思澳(Ivo Ferreira)在2009年拍攝的《一路順風》。這部電影講述了中國僑民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情感糾葛和思鄉之情。

周二的最后一個活動是著名法多歌手Aldina Duarte在澳門大學的一場音樂會。法多(Fado)是葡萄牙傳統歌曲,最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